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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时间:2025-10-30 21:14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编辑 王雅静 文 康荦 图片提供 IC PHOTO 美编 孙琳



  又是一年深秋,九九重阳如期而至。在这个登高望远、菊香弥漫的节日里,最核心的,还是那份对长辈的牵挂与感恩。


  美国作家琳恩·蒂尔曼在《照料母亲十一年》中,以毫无修饰的坦诚,写下照顾失能母亲十一年间的点滴——那些医疗奔波的疲惫、寻找护工的困难、个人自由丧失的困顿,以及面对母亲求死愿望时的无力。这本回忆录揭示了一个真相:敬老爱老并非仅是节日里的温馨祝福,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它不像重阳糕那样甜美,却更接近爱的本质——在疲惫与怨怒中依然选择守护,在矛盾交织中依然不肯放弃。

  重阳节作为传统敬老节日,如今被赋予更多现实意义。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和偷盗案件频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国庆档电影《毕正明的证明》虽以警察卧底反扒为主线,但揭示了偷盗行为的底层逻辑。片中的艺术呈现与现实中的老年人反扒防诈形成呼应——无论是电影中绿皮火车上的扒窃,还是当下针对老年人的“养老金诈骗”“虚假中奖”,其本质都是利用弱势群体的心理漏洞实施侵害。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句诗,道出了晚年的光彩与可能。但让这片晚霞绽放的,往往是子女们的理解与陪伴。就像《照料母亲十一年》中那个动人的细节:曾经严苛疏离的母亲,病后变得温和慈祥;而对母亲既敬佩又怨艾的女儿,最终选择让母亲有尊严地度过最后的时光。这种转变,超越了责任,抵达了理解与和解的本质。

  今年重阳,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放下手机,耐心听父母讲讲陈年旧事;常回家看看,陪他们吃一顿家常便饭;或者,仅仅是在这个秋凉时节,打一个电话,道一声问候。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恰是重阳节最真实的意义。重阳节的真谛,不在高处,而在归途;不在远方的风景,而在身边的守候。

书籍《照料母亲十一年》
关于责任、爱、死亡,以及矛盾心理

资料提供 译林出版社

  在中国,失能照护已成为4500万个家庭共同的困境,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每个为人子女者也越来越感受到“失能”一词的阴影。如果父母失能,整个家庭要面对什么?久病床前,会不会无孝子/女?体面地老去,有多难?在此背景下,译林出版社应时推出琳恩·蒂尔曼的回忆录《照料母亲十一年:关于责任、爱、死亡,以及矛盾心理》,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份参照。

  琳恩·蒂尔曼是美国著名作家,以小说、艺术评论闻名,她是古根海姆奖获得者,曾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科尔姆·托宾赞誉她是“敏锐的洞察者”。除却这些亮眼的身份,蒂尔曼是一个女儿,是照顾失能母亲长达十一年的照护者。在这本书中,她以冷静敏锐的眼光、毫无修饰的坦诚,记录失能照护的漫长岁月与复杂心路,讲述突然扭转的母女关系,也写下关于衰老、家庭照护和死亡的思索。

  “我屈服于来自内心和外部的压力,要做个好女儿。有些时候我感觉还好,有些时候我厌恶自己过度强势的超我。”《照料母亲十一年》不是抒情之书,而是“警世故事”。蒂尔曼揭开养老照护之难,坦白照护者的内心矛盾,给所有家庭照料者以共鸣,给每个为人子女者以安慰。



  失能照护,意味着怎样的现实?


  琳恩·蒂尔曼在书中坦陈,尽管她有两个姐姐可以共同承担,母亲有医疗保险,减轻了财务压力,而且她们能聘请全职护工,但是,这十一年的复杂与压力依然超出她的想象。照护,意味着良心和真心、自我和责任、无私和自私之间无休止的冲突。

  一向干练的母亲在八十六岁时突然变得呆滞、头脑混乱,一夜之间,琳恩·蒂尔曼的生活天翻地覆。母亲逐渐无法自理,于是,在家贴身陪护,适应母亲的情绪波动,反复跑医院、找护工,应对循环往复的紧急状况,成为蒂尔曼和姐姐们无常的日常。

  从一开始的阿尔茨海默病到后来的脑积水,光是为母亲找到正确的疾病诊断,就耗去了几年时间。蒂尔曼第一次认识到,患者家属有时需要质疑医生的权威,医院系统有时混乱而低效。而女儿们想让母亲“活得久、活得好”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她们要应付无尽的检查、手术、复诊、药物,要处理贯穿24小时的焦虑和警惕,随时准备好跑去买药、去急诊,还得面对医疗失误,以及母亲受尽病痛后的求死愿望。

  在种种难题面前,蒂尔曼和姐姐们竭力团结在一起,跨过一道道难关,像哄孩子一样哄着母亲,安定她的情绪,并且没将母亲送去养老院,“因为我自己也不想去养老院”,直到母亲在家中善终。

  然而,在尽职尽责的同时,蒂尔曼也无法回避情绪的深渊。“照料母亲有时让我感到一种慈悲,有时则是无望和愤怒……为了让她活着我们不遗余力,这更像是一份折磨人的责任。”蒂尔曼在书中这样写道。

  照护者的心声:“不是凭真心,而是凭良心”

  照护的日常是琐碎而压抑的。在最初几年,女儿们每天每隔几小时就要互通电话,汇报母亲是好转了还是“退步”了。蒂尔曼写道:“母亲像一架静止的无人机一样盘旋在我和姐姐们的头顶。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是五年,这就成了我不正常的正常生活节奏。”她不得不面对母亲认知混乱带来的行为失控:母亲会为一只不存在的行李箱发脾气,会在公共场所说出令人难堪的话。蒂尔曼也不讳言自己对“屎尿屁”的生理性抗拒:“把坐便器从她的卧室一路端进厕所倒掉这件事让我干呕,这种反应一直没有消失。”

  照护到第六年的时候,蒂尔曼很崩溃,她内心充满怨恨,很想把母亲送进养老院。“让她住在家里,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责任的重担永远无法减轻。”但蒂尔曼深知就连自己也不想进养老院,而且,她觉得母亲在家里待着的场景就像老照片一样让人感到安慰,“让人感觉到母亲一直在”。

  就这样,蒂尔曼不断在责任与自我之间挣扎。她坦言:“我扮演了好女儿的角色,不是凭真心,而是凭良心。”这正是《照料母亲十一年》最为可贵也最能安慰人的部分,尽可能说出事实,不回避照护的任何一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


  作者琳恩·蒂尔曼


  一个作家的洞察:体面地老去,有多难

  《照料母亲十一年》出版后,入选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年度好书,获得《纽约时报》《科克斯评论》《每日电讯报》《波士顿环球报》《新共和》等的一致推荐。媒体除了赞扬蒂尔曼冷静地写出了养老照护的真相,还认为她“揭示出,当有人需要照护时,我们的支持网络何其脆弱。家庭照料责任始终落在个人头上,这或许正是此类普遍性困境很少得到公开讨论的原因”。

  持续十一年的照护,让蒂尔曼这个教授、作家,看到了许多被广泛忽视的面向。从事照护工作的通常是女性,是女儿;守护床边,奔波于家庭、医生、手术室之间的,通常是家庭成员,社会支持网络乏善可陈;老年医学不被重视,老年人被当成医疗行业的累赘,失能老人的医疗以遭受不应该的折磨为代价;体面地老去很艰难,有尊严地在家中去世更是难上加难……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更普遍的社会问题:照护,不应只是家庭内部的事。

  关于养老照护,《照料母亲十一年》并不意在提供标准答案,或是一份母慈女孝的样本。琳恩·蒂尔曼以一位小说家的犀利眼光,以近乎残酷的诚实和简洁文字,写下了她在十一年照护中所经历的一切:爱、怨、愤怒、慈悲,以及那些无法被“收拾妥当”的复杂情绪。因准确而有力,因直接而激起共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许多同样经历过失能照护的读者表示,蒂尔曼讲出了真正的事实,尤其是那种矛盾重重的心理。

  正如《洛杉矶时报》所评价的:“蒂尔曼教会我如何面对父母老去的未来。这本书是对责任与良知命题的拷问:我们应该为亲人付出多少,又愿意为亲人付出什么?她的坦诚给人以力量,正是这份坦诚,让这部作品超越纪实层面,成为艺术。”


《照料母亲十一年:关于责任、爱、死亡,以及矛盾心理》

作者:[美国]琳恩·蒂尔曼
译者:尚晓蕾

  书摘:

  我曾经在很多故事中隐埋了我的梦,之后又不再相信它们对于除我之外的其他人有任何意义。最近,这些梦里出现了一座凌乱的房子。母亲把房子打理得整洁有序,井井有条,掸过灰的家具,吸过尘的地毯,打过蜡的木地板,没有任何杂乱之处,除了我的卧室。我从不收拾东西,衣物、书籍随处丢,只要她没看到,我就不以为意。我凌乱的梳妆台抽屉会激怒母亲,她偶尔会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地板上。而这也激怒了我。凌乱房子的梦出现,并重复,仿佛芜杂的思绪。并不是每件事都能被收拾妥当。

  1994年末,母亲病了。在大约十一年的时间里,她的生活要靠人照料,这些人包括她的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姐姐和我,以及医生、保姆、陪护、理疗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她一直住在曼哈顿公寓的家中,由一名全职护工陪伴。姐姐们和我一起分担护工费,确定治疗方案,并为她维持舒适的居家环境。为了让她活着我们不遗余力,却并非出于无私,这更像是一份折磨人的责任。那十一年的时光令人沮丧,但也是一种教育,而且说来奇怪,还发人深省,应该说,是以可怕的方式发人深省。那些年疯狂而压抑,我知道了很多我根本不想知道的事情。

  对于照料患病父母的成年子女来说,我的故事会让他们感到似曾相识,但也存在差别,因为所有困境都同中有异。对于还不需要照料父母,或者可能永远不需要照料父母的成年子女,也就是那些幸运的家伙来说,这个故事或许有警示的意义。

  别的家庭会讲出别的故事,会有更奇怪的经历。对于同样的经历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经历,我的两个姐姐也会讲出不一样的版本。任何事件都会经过主观取舍,这也使得在回忆录和口述历史中,各人表述出的坦诚、回忆的内容以及他们生活的事实在扣人心弦的同时,也有着同等程度的不可信、误导与偏见。

  讽刺的是,我曾经写道:“经验教会我们不要相信经验。”这话没错,别人的经验一定可疑。而人们从自身经验中收获的也未必会对他们有所帮助。照料母亲有时让我感到一种慈悲,有时则是无望和愤怒。写下这个警世故事,我期待得到一些认同,期待与别人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肯定也会有大大小小的差异。最关键的是,会有观点的问题,观点是叙事的裁决者。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任何故事或叙述都代表着讲述者的观点。

  我的讲述是片面的,出自个人角度,并很可能对己有利,虽然我正努力对抗这种倾向。我的目的是给你讲一个故事,它或许能为你提供帮助,增长见闻,或许能安慰你,也可能惹恼你。对于这种情况,我想说的是:很难十全十美。

电影《毕正明的证明》
热血反扒连缀时代记忆唤醒共鸣

资料提供  电影片方

  今年国庆期间,电影《毕正明的证明》凭借出色的演员阵容与稀缺的反扒题材,成为国庆档电影一个亮眼的存在。

  电影的故事围绕毕正明的成长与抉择展开,自幼怀揣从警梦的他,在报到的首日突遭意外,虽暂别反扒一线,却从未放弃对正义的追求,他怀着未凉的初心,潜伏进暗潮汹涌的贼帮“荣门”。他既要在“荣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寻找破局线索,又要在人心叵测的险境里守住警察的底线与信念。他将如何在光明与黑暗的夹缝中证明自己?一个个疑问交织成一张悬念网,将“猫鼠游戏”的紧张感贯穿始终。

  影片内核既戳情感共鸣,更呼应现实,如今街头、列车的安心出行,正源于无数如毕正明般警察的坚守。而这场关乎正义与救赎的正邪博弈,在国庆佳节正式登陆全国影院。其贯穿始终的“火车”元素,既精准贴合大众节日出行的生活场景,也折射出了时代发展的进步:过去绿皮火车上“荣门”盗窃猖獗,如今高铁时代秩序井然,“安全”成为全民可感的关键词。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如今拥有的安定与安全,正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证明”。影片以对时代变迁的真实刻画,既对反扒警察和小偷帮派展开一次独特侧写,又跳出了单纯的警匪故事的桎梏,成为串联起每个普通人与时代的共同记忆。

  在影片首映礼上,编剧、导演佟志坚携领衔主演王安宇、张天爱、王彦霖,特别出演聂远,主演邬家楷、石云鹏、于白水、楚布花羯等主创齐聚亮相,映后交流环节中,众人分享创作历程与感悟,将主角毕正明身上“初心不改,正道始然”的精神内核与国家近30年发展变迁、守护力量的代代传承紧密相连,有力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对话导演、编剧佟志坚:


  Q:最初想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契机是什么?

  A:一段缘分。很多年以前,我在公安部宣传局下面的一个栏目做过公安记者,所以接触过很多案件。偷盗这种犯罪案件其实挺常见的,所以打交道的也比较多,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读了一本小说叫《铁警老猫》,这本小说给了我很多灵感,然后让我去写这个剧本。

 Q:电影里作案的手法很让人目不暇接,拍摄这些戏份时,你前期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展现偷盗手段?

  A:我们不想让这些手法特别有距离感,因为故事本身具有年代感,又是一个关于偷的江湖,大家可能会对这些极其陌生。所以确定了影片的风格之后,我们就用快展现偷,那些手法我们还是比较写实的,只是用快或者微距的方式来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平时我们是看不到钱包在兜里被拿出来的状态,这只是一个拍的手法,并没有那么言过其实和夸张,只是用镜头将它放大了,有一种感官刺激在里面。我们选择真的方式,但是用夸张的拍摄手法来呈现。

 Q:故事是围绕毕正明这个角色展开的,他在刚加入警队和意外受伤回归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在展现毕正明前后变化的时候是分别怎么刻画的?

  A:为什么角色叫毕正明,本身是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好像离不开各种证件和证明,出生证明,结婚证,毕业证,死亡证明,一切的证明都在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回,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生存体验在哪里?毕正明这个人物也是这样,他特别像我们那一代孩子,那一代的家长也不是很会教育孩子,不会夸奖你,而是以那种严肃式教育为主,所以孩子可能比较反骨,就是你越不让我干啥我越干啥,你越觉得我不行,我可能越要证明给你看。毕正明从小身体不好,憋不住尿,瘦瘦弱弱的,出了这些事故以后他想要当警察,成为警校里最能跑最能打的一名毕业生。你可以想象他付出了多少努力,他证明了我只要付出努力我就能做到,他的骨子里就是他不信命,他信他自己。可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会过于相信自己,会自负,会自傲,这样的孩子容易遭受这种无妄之灾,所以上班第一天腿就被打断了。

  毕正明最初想成为一名警察,是因为他看见了荣誉,看见了掌声,看见了人们对警察的崇敬和崇拜,这些是很表面的东西,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警察太威武了,从此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相信这条路是对的。而他腿断了还想当反扒警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年轻人的那种不服输,不服气,觉得自己窝囊,他恨自己被人捅断腿但是连人长什么样都没看清,他想要证明自己还可以做一个警察,那个时候他是这种不服输想要证明自己的心态。当他进入贼窝里之后,他发现一些人有情有义,也讲江湖规矩,让他有另一方面的见识。最后他还想做警察的时候是因为他看见了真正的犯罪,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些犯罪,他通过毁掉犯罪集团的方式去挽救以前更多身不由己,迫不得已沦为罪犯的人。他有了一个更大的心脏去理解警察和警徽的含义,这是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警察的动力。理解警察和了解犯罪,是他最后的成长。

 Q:作为一部比较有年代背景这种类型的影片,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A:最大的难题是在创作上,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风格去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还有点特殊,所以我们也看了很多参考片啊,国内的国外的,然后想要从里面去借鉴出一些东西来,但我们发现用那些东西最后去还原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表里不一,就像照猫画虎一样,其实根本没有把这个故事的精髓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我也是突然反应过来,可能我们去给一个故事强加一个风格,那个肯定是不对的。那真正好的故事风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它从那个故事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我们就重新去梳理,我们到底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元素有哪些,然后发现我们的故事里面,有功夫,有武林秘籍,有小偷大会,然后有师徒关系。然后发现它特别像一个武侠片,还有警与匪的恩怨缠斗,就像一个江湖。所以我们说那如何能把一个江湖呈现给大家,一个火车上的江湖,一个警与匪恩怨缠斗的一个江湖。我们就要拍出江湖的质感,所以我们最后将影片的风格定义为“快意恩仇”,用这种风格展现一个小偷的江湖与覆灭,警与匪的缠斗。

  关于影片的风格,其实“快”就是镜头量比较大,剪得快,我想要有刀光剑影的感觉。“意”是我想让电影有侠义精神,有热血,毕正明虽身残但志坚。“恩”是情感,故事里面有4对师徒关系比较微妙,大周和毕正明,大白桃和毕正明,花手和四爷,曼姐和四爷,又很缠绵,又很浓密。“仇”是一种愤怒,是一种隐忍,是不甘心和不服,我们想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


  电影《毕正明的证明》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