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康荦 文 康荦 韩哈哈 图片及资料提供 电影片方 美编 孙琳
3月8日,意大利导演宝拉·柯特莱西首执导筒之作《还有明天》在国内上映。

《还有明天》以二战后的意大利为故事背景,以普通女性迪莉娅(Delia)在生活琐碎中对抗不公和撕毁暴力的故事为锚点,描摹和呈现超越地域与时代的女性处境。影片以轻松幽默的女性叙述建构了一个围困于家庭生活的中年女性觉醒抗争的故事,同时,通过轻快的影像风格和喜剧外壳呈现出属于女性导演的独特叙述视角,其尖锐深刻的故事内核、所传递的坚韧向上的女性力量,获得了诸多女性观众的共鸣。本片于罗马电影节、平遥国际电影展、意大利电影大卫奖等多个国际影展中荣获多项大奖,同时还取得2023年意大利年度票房冠军。 导演宝拉·柯特莱西为意大利“国宝级”女演员,电影《还有明天》是她编剧与导演的首部作品。片中,宝拉·柯特莱西并未止步于复述女性遭受结构性压迫和缺乏系统性支持的苦痛处境,而是在这样的女性絮语中扩散和辐射出温柔又坚定的女性力量。影片通过迪莉娅的故事呈现了女性打破困境的可能,这些可能就藏在迪莉娅对骚扰的果敢拒绝、对想法的大声表达、对走入社会劳动的坚持、对让女儿与其结婚不如读书的行动、对自由与权益的争取之中。迪莉娅以看似微小的反抗粉碎那些吞噬自我的暴力触角,影片也由着这些细节而变调。这不再是一部复现苦难的叙述曲,而是一首女性自在自为的小调。它不仅仅是对女性苦难困境的简单呈现,更为全部女性提供了一个如何裂解和走出暴力版图的康庄道路。 走出家门后,迪莉娅自由踱步且争取权益的结尾正是导演对百余年来被数次讨论的“娜拉出走”给出的肯定回响——出走很好,改变更好。正如宝拉·柯特莱西所说,“我想通过个人的觉知让她自己找到自信,然后再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她还是选择回到现实的生活,但是她已经改变了,带着更多的自信回到现实的生活。”电影《还有明天》上海、北京首映最好的春日献礼
3月8日、3月9日,电影《还有明天》先后在上海、北京举行首映礼,一封由主创与观众共同书写的春日来信。
该片导演、编剧、主演宝拉·柯特莱西和另外两位共同编剧吉利亚·卡伦达、法里奥·安德烈奥蒂惊喜现身,在映后与大家展开交流互动。超越时代的女性映照注目未来的自由呼唤 《还有明天》以二战后的意大利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底层女性迪莉娅逐渐从充满暴力的琐碎生活奔向争取权利与自由的故事。影片以迪莉娅及其常年来的贫乏生活为锚点,真实呈现出女性在家庭、教育、婚姻关系、社会劳动、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失语。 想要探寻女性面临如此处境的原因就不得不回溯过去。在上海、北京首映礼映后交流中,宝拉·柯特莱西谈及创作此片的灵感时表示,影片的主体故事虽来源于她的祖母,“但这个故事并不完全是我祖母一个人的故事……而是由过去那个时代(意大利)众多女性的身影共同钩织出的故事”。 回望过去绝非旨在复现女性苦难,而在于拂去旧尘、呼唤抗争、创造明天。在北京场映后环节中,宝拉说明创作此片的原因之一,“这部电影是献给我的女儿的,同时也是献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女儿的。她们应该成为如今女性拥有权利的见证者,因为她们必须知道这些权利并非自然就存在,也绝不会永恒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她们就不会有能力在未来去捍卫已有的权利,同时也难能去争取更多的权利。”首映礼现场斩获好评观众主创共造温暖互动 放映结束后,不少观众泪洒现场,她们认为《还有明天》“真实呈现了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女性处境”,同时肯定了影片展现出“真诚可贵的女性情谊”和“代际之间女性力量的接续与传递”。除了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外,部分观众还在映后交流现场为宝拉·柯特莱西送上花束、精美自制海报、迪莉娅角色油画和“明天会更好”书法祝福等礼物。 三位主创也都表示被现场观众对影片的反应和热情打动,编剧之一吉利亚·卡伦达表示,“能够看到在世界的另一边存在如此的反响和热情,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奇迹。”宝拉最后对每一位观众的到来、观看与交流表示出真诚的感谢,“发自内心地对你们说一句感谢,真的很感谢你们来到这里,谢谢你们向我提问。希望很快能够和大家再见面”。对话《还有明天》导演、编剧、主演宝拉·柯特莱西:爱情当然很重要,也非常重要,但是个人的觉知更重要 Q:你是被什么瞬间触动,想要创作这部电影的? A:实际上,我想把这部电影献给我们国家过去所有的那些女性,她们在过去没有权利发声,但同时她们又是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她们所受到的教育是,你是一文不值的,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在这个社会上为别人提供服务的一个角色,你的角色就是一个母亲,一个为家庭提供服务的人。你没有权利发声,没有权利做任何事情,你在社会上只是一个侍者,为别人提供服务。 这部电影发生在80年前,那个时候家庭暴力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上大家会谈及的丑闻,而是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发生、属于日常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的事情。尽管这种现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依然有很多人观念当中的东西没有进步那么快,没有更新那么快。所以针对女性的不公平现象现在依然存在。 Q:为什么选择拍一部黑白片,而不是一部彩色电影? A:我的奶奶、外祖母,当她们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当然这不是她们的真实生活,但是故事发生在她们所生活的年代,在我的想象当中,就是这样一个黑白的场景。而且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就是黑白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些故事和对于当时的记忆就是黑白的,那我自己写了这个剧本以后把它拍成电影,很自然而然地就选择把它拍成黑白的电影了。 Q:是怎么想到电影中将暴力变成舞蹈的那一段,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去呈现的? A:我是刻意不想去描述那些家庭暴力的细节。因为如果太多这种暴力景象的话,可能会让观众不会去聚焦问题的本质。用舞蹈并不是为了不去呈现暴力的场景,而是想更多表述迪莉娅所遭受的家暴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不断往复、不断循环的,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Q:那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是和选票有关吗? A:过去的年代里,选举证会通过邮件的方式寄到你的家里,拿了选举证以后到投票区去换你的一张选票,然后把它投到选票箱。过去女人没有投票权的时候,如果收到这样一个选举证,对她来讲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对于迪莉娅来讲,有一个比她的丈夫更具权威的人或者是一个机构,在这部电影里边是国家,它比她的丈夫更有权威,赋予了她这样一个权利,告诉她现在有权可以去参与投票、参与选举。 这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讲,是非常令人心情难以平复的激动时刻。现在我们可能已经不以为然了,但是对于那个年代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Q:对于电影的结局,当我们以为她会去追随自己的爱情,逃走的时候,她没有,而是投出了自己的选票。在投出选票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会面临着怎样的未来,她回到家之后,她的丈夫会如何对她。那么这张选票具体来说对她个人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A:其实在选剧本的时候我就在想,像我这样一个有过一定社会阅历的成熟女性,如果看到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局是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的话,是不是会感到蛮遗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相比起一个男人、一段爱情是你的救赎,你自己的觉醒和对自己的救赎,更加重要也更加让人难以平复心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意大利观众看这部电影的反应。作为一个意大利文化下的意大利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以看出来我已经设了很多的伏笔,每一个伏笔实际上都应该可以让你联想到这样一个结局,但是绝大多数意大利的观众还是很浪漫地会想,这是一个甜蜜的爱情故事,而假装我给出的那些暗示不存在。但是当他们看到结局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其实我想说,爱情当然很重要,也非常重要,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更想说,个人的觉知更重要,这就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信息。 其实像迪莉娅真的是一个小人物,她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她真的是生活在痛苦中。选择逃避,跟自己喜爱的人逃走,这会是一个蛮欢喜的结局。但是我想通过个人的觉知让她自己找到自信,然后再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她还是选择回到现实的生活,但是她已经改变了,带着更多的自信回到现实的生活。这是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想要的一个结局。《性别:女》/《赞美不沉默》以独特而细腻的女性视角,打捞光荣与梦想的剩余价值文 随机波动 资料提供 新星出版社 有没有过那样一个时刻,你觉得自己还不够“新”? 女性主义理论的习得对我们的具体生活有助益吗? 一边是已经觉醒了的意识,一边是仍旧焦灼的现实,熟谙女性主义的新新女性,该何去何从?

随机波动,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张之琪、傅适野、冷建国发起的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2019年创立以来,始终努力以对话形式进行最小单位的社会实践。 《性别:女》是随机波动全新推出的“随机图书馆系列”第一辑。作为既旧又新的女性,要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具体困境?《性别:女》主要围绕性别议题尤其是性别身份带来的困惑与愤怒、失望与鼓舞展开,比如性别暴力、性教育、母女关系、赛博格、女性与创作等,对谈嘉宾有儿童性教育研究者刘文利,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作家张悦然、淡豹、倪湛舸等,探讨女性的遭遇与女性的创作,女性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性别平等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等等。 而“随机图书馆系列”第二辑《赞美不沉默》,则主要围绕黄心村、汪民安、巫鸿、陈丹青、王德威、王炎等学者的学术研究与著作展开对谈,同时注重时下的现实关怀,比如与罗新讨论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及疫情前后的变化,与孙歌讨论日本核废水事件之后的启迪等。从这些对谈中,可以窥见他们一以贯之的关注脉络,获得如何从理论走向现实的路径与启迪。 正如《新周刊》所评价:三位主持人以其独特而细腻的女性视角,在社会热点话题的间隙中打捞光荣与梦想的剩余价值。她们讨论文学观照现实,关怀女性自我成长,质疑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在谈话和欢笑之间促使听众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它把声音当作泥和砖,在视觉媒介的世界之外构筑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乌托邦。

书摘:爱一个人,是最小单位的民主实践(节选)嘉宾:杨荔钠(导演)余雅琴(媒体人、影评人) 03女性主义从生活经验里来 冷建国:你之前也拍过一些纪录片,比如《老头》和《家庭录像带》,后者反映了你自己家庭内部一些很紧张的关系,妈妈把这个片子当成复仇工具,之后母女关系更紧张了,爸爸看完很愤怒,可能每个观众看了片子都会代入不同家庭成员的立场中去。从这部纪录片到后来的《春梦》《春潮》《妈妈!》,剧情片是不是为你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去探讨家庭到底是什么,从自己的小家庭走向更普遍、更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去? 杨荔钠:一定是这样的。剧情片和纪录片都是我的养分,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借鉴。现在好多年轻作者都在从自我和自己的家庭出发进行创作,但在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很稀少的,所以《家庭录像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很先锋性的作品。我好像在北京只放过一场,当时也有一些指责的声音——喜欢的人说,这不只是你家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家庭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也有人说,你为什么把你们家的故事拿给我们看,我不想看。私影像一直都存在这样的争议。现在私影像遍地都是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尤其是对年轻作者来说,从内部向外去探索这种实际的对话,没有什么不好,Ta可能会更舒服或更自信。 有一次我在英国看自己的回顾展,在看《家庭录像带》的时候,我的女儿坐在我旁边,她说:“妈妈,原来我是从这个家庭里出生的。”那一次让我发现,原来促使我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女性意识觉醒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因为《家庭录像带》也涉及对女性的暴力、夫妻之间的伤害,那时候我对这些是没有觉知的,但是从那之后到我结婚生子,我慢慢意识到我的女性主义意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实都是生活经验给我的。这种生活经验特别珍贵。我们毕竟还是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所以我认为自己还有很多责任,也还有很多选题、很多要说的话,都与女人有关,跟女性世界有关,这些可能会在我的创作生涯当中一直延续下去。 余雅琴:在杨导最初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女性主义研究,但还不是像今天这样已成为一种大众的公共话语,还是非常书院的象牙塔式的一种东西。当时的女性创作者未必非常了解女性主义、了解女性主义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已经有了身体性的本能的创作。我觉得杨导的作品就是从身体和个人经验出发的,尤其是纪录片。 当时的纪录片还不是今天这种项目制,而更像是创作者用摄影机去自我书写。从《老头》到《家庭录像带》《老安》《野草》等,我们可以看到杨导是一个直觉性很强的作者,她非常擅长从项飚讲的“附近”里发现自己要拍摄的题材,这是属于纪录片人的非常重要的特质,一个对“附近性”没有理解和认知的人,其实做不了好的纪录片导演。 剧情片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带着这种特质和创作嗅觉进入剧情片的创作,肯定会带来很强的身体性的东西。如果看好莱坞大片你会发现,这些故事和导演本人没有所谓身体的连接,或者说关系很弱,因为这种电影有一套很复杂的生产机制,它要求导演有很强的片场掌控力、很强的叙事能力等。但我觉得从纪录片领域成长起来的导演,每一部作品都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不同之处在于Ta从对个人生命、对自己周边方圆几里的关切,上升到了对绝大多数人的关怀。 过去一些导演追求宏大的国族叙事,讲大世界,拍史诗片,后来大家发现,每一个特别微小的、哪怕非常边缘的人的故事,也是值得被观看的,而且它的背后也一样有历史的脉络和社会的脉络。 张之琪:我觉得这种私人和公共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男权的逻辑,好像在说女性可能就喜欢拍一些家里鸡毛蒜皮的事,不足以放在更大的平台上呈现,只有宏大国族叙事才有这样的分量。我现在觉得这不仅仅是创作方式的变化,而是作为女性,我们思考很多所谓宏大议题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私人经验、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尤其是跟母亲的关系。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我们的性别意识萌芽都是通过观察自己的母亲、思考母亲的人生、思考自己与母亲的关系获得的。对我来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要怎么去实践女权主义的理念,也要通过跟我的女儿(相处)来探索,如果我将来有一个女儿的话。或者是我之前写过的,即便我们不会成为母亲,我们也会有一个虚拟的女儿,我会想象自己要怎么跟她相处、想要她成为一个怎样的女性,我的理想会投射到我的女儿身上。就是这种很私人的、在母女之间传递的经验,塑造了我们作为人的政治性的一面,这两者完全不是割裂开来的。 在《妈妈!》这部电影里,即便她们不是母女,也是一种很令人向往的人际关系。看完之后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以这样一种母女之间或者女性之间相互照顾、相互支持的关系为模板,去建立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以一种温柔的、不强制对方的、最小单位的民主的方式去与人相处?即便这个人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建立这样的关系?电影里有一句台词说,“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成为母亲,但所有女性都是女儿”,是这样的,即便我们不做母亲,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有建立这种关系的美好愿望。从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