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时代的切片 重塑我们的观看之道
时间：2025-11-27 16:26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编辑 康荦 文 张娜 图片提供 国际短片联展主办方 美编 聂琳
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通过近500场展映、展览和公共活动展示了近1300部海内外作品。
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前瞻性和影响力的短片影展，他们摒弃赘饰和成见，力求以恰当、本真的方式呈现参展作品，让真正的才华与冒险得以无畏迸发。在不断发现前沿创作者和创作现象的同时，BISFF也在积极寻求作品同业内人士和热情公众的充分互动，试图达成一种作者、作品和公众的共同生长关系。
构建一个更庞大的生态系统
丁大卫于2017年创办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其出发点是因为当时中国仍缺少一个具有BISFF这样特定定位的节展（九年后的今天仍是如此）。
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的定位非常明确：更倾向于展示当代影像创作中最前沿的作品。这并非一个纯粹的产业电影节，也不仅仅是青年创作训练营，其真正关注的，是探索“影像”本身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它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图像媒介与人类的关系正经历何种扭转。丁大卫希望借此平台，将创作者最新、最实验性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我们坚持了九年，做出了一些成绩，这本身就证明了其价值和生命力。虽然很难，但我相信前景是光明的。”丁大卫说，“我们并不想与产业衔接得过紧，但也不排斥它，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事实上，从BISFF走出了不少后来成功拍摄商业长片的导演。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更庞大的生态系统，让不同背景、不同诉求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位置，互通有无，进行交流。这种开放、不设壁垒的状态是最理想的。”
丁大卫
BISFF北京国际短片联展的发起人、总监对话丁大卫：
Q：你为何专注于“短片”？
A：我们对“短片”的界定很宽泛，规定竞赛单元影片在45分钟以内。
我选择专注于短片，是因为它是目前创作力最旺盛、可能性最丰富的体裁。尤其在当下经济环境下，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着文化理想成长起来，却发现留给我们的创作空间非常狭小。过去那种按部就班、最终能获得资源拍摄长片的健康路径已经很难复制。未来，人们最有可能持续创作的，就是短片。
但这绝不等同于短视频。我们强调的是“短的艺术电影”或“电影艺术”，只是它的时长较短，但其艺术完成度和严肃性同样重要。
这个判断源于我作为影评人和电影节观察者的经验。如今，一个年轻导演完成一个长片项目，平均周期长达四年（从立项到完成）。人生没有多少个四年，而投入产出比却可能极低。在这种现实下，短片提供了一个更灵活、更可持续的创作出口。
Q：关于选片标准与趋势观察，你的切入点是怎样的？
A：对我而言，传统的电影媒介确实在衰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短片和实验电影的重要性才愈发凸显。当过于光滑、同质化的消费型影像已无法提供不可替代的体验时，实验电影、档案电影（ArchivalFilm）的价值便显现出来。
因此，我们影展近年大量展示了记录、实验等方向的影片，也包括许多混合手法的创作，如引擎电影、伪纪录片，或融入大量档案材料的故事片。我们本质上是在探索：在影像创作上，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抵达怎样的边界？
可以把BISFF理解为一个“时装秀”。大家来这里，是为了看到这个时代在影像上什么是重要的，今年的“颜色”和“剪裁”又是什么。
Q：是一个怎样的团队在做这些事情？
A：我们拥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光是选片人就有七八位。因为从节目体量上说，BISFF已是亚洲最大的短片电影节。要完成如此庞大的选片、联络和策划工作，需要足够的人手。我们整个核心团队仅15人，理论上支撑一个为期十天、超过百场活动的电影节，需要30人左右的团队。
我们的选片人都是专业人士，通过长年累月的工作，建立了广泛的网络。我们一方面通过与国际重要电影节（如鹿特丹、洛迦诺、法国真实电影节）保持同步，确保我们的视野和选片标准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主动发掘那些可能被时代忽略的作品——有些片子可能在10年、20年前就已完成，但其重要性直到今天才被我们感知和激发出来。
Q：你们的观众群体是怎样的？
A：我们的活动确实吸引了大量文化从业者、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但我们真诚欢迎所有人，我们的绝大多数放映甚至不售票，就是为了不设任何门槛。我们希望同时做好深度与广度：既要保证内容的前沿性与专业阈值，能满足顶尖学者复杂的美学探讨；也要作为一项公共活动，吸引非专业背景的观众，包括孩子和老人。我们有一位忠实的老观众，一位老太太，每年都会来。她告诉我，她平时在家带孙女，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的片子。这种反馈和唐宏峰教授认为我们的片子“非常深刻”的评价同样珍贵。保持这种宽广的受众阈值，正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尝试。
Q：九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最大的变化首先是变得更成熟了。你不可能办了九年还在原地打转，整个运营的各个环节都更加专业、顺畅。
其次，规模显著扩大。第一届我们放映了100多部片子，当时已是中国最大的短片电影节。到大概2021年左右，我们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短片电影节。
衡量一个电影节的关键指标，一是参展作品数量，二是首映率——尤其是全球首映的比例。在我们这里，98%的影片都是中国首映，其中10%-20%更是全球首映。这意味着我们是在与国际顶级电影节竞争并抢到这些片子的首映权。这得益于我们多年积累的声望和国际标准的专业操作，让创作者愿意将最重要的作品交给我们。
Q：关于“生态影像”的概念你是怎样理解的？
A：我们今年关注的“生态影像”概念，在国际上已活跃多年，但在中国却鲜有讨论。所以，表面上我们是在放映和策划，但实际上，我们是在一点一点地填补国内的诸多空白。许多重要的电影人作品，都是在BISFF完成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首次放映。生态影像与环保主题当然相关，但它远不止于传统的环保纪录片或“人与自然”题材。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标签——并非拍摄了动植物，就等同于生态影像。
我们更希望探讨的是更深层的维度：将电影的媒介性、时间性等本体思考，融入一个更广义的范畴中去讨论。我们选映的片子大多并非直白地探讨某个环保议题，而是引导观众去反思：电影创作本身如何对环境造成影响（即便是数码拍摄，其设备制造也涉及重金属污染等）？在人类充分反思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电影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将这个层面的思考纳入整体策划，在此基础上进行选片。
我们要像对待文本一样对待电影
“电影是需要不断被阅读和拆解的文本，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被我们感受的感官体验。电影是可以被切分被重组的，我们需要像对待文本一样去对待电影。”
朱塞佩·博卡西尼
活跃于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电影导演。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DAMS，艺术、音乐与表演学系）电影理论专业，并于罗马奇内奇塔电影学院（NUCT Cinecitta）获得导演文凭。他的创作以研究为基础，专注于拾得影像、档案素材与实验电影的形式探索。
第9届北京国际短片联展呈现了意大利实验电影人朱塞佩·博卡西尼（GiuseppeBoccassini）在亚洲的首个作品回顾展。博卡西尼活跃于德国与意大利之间，同时自柏林FRACTO实验电影节2017年创办之初就担任影展艺术总监，其创作以研究为基础，专注于拾得影像、档案素材与实验影像的再组装与再书写。
博卡西尼的影像创作长年游走于电影史的废墟与感知的临界点之间，他以现成影像与档案材料为媒介，探索记忆、身体与观看之间持续震荡的张力。
在他的电影中，影像不仅被用来再现世界，更被用来审视影像自身的存在方式——它如何被拾起、被切割、被重新点燃。
对话朱塞佩·博卡西尼：
Q：我们的阅读和观影习惯变化很大，很多老电影在记忆中淡忘了。但昨天看你的电影，让我感觉“过去的人吃得都这么好”（指电影呈现的过去很精彩）。你似乎把老电影重新排列组合后呈现给我们。想请问你如何看待过去的电影？
A：我很喜欢老电影，因为它们与现在有相当的距离——在媒介、观众和作者之间都存在一种间隔。这种距离使它们的意图并非“征服”观众，而是更温和地存在。老电影多采用模拟信号（Analog），在整体表现上因此显得更柔和。
过去的观众对电影会有更多幻想和情感关联，而如今人们更多是“消费”电影。例如当年卢米埃尔的《火车进站》，观众会真的觉得火车冲过来，而现在的人对此类影像刺激已近乎麻木——过去的观众对媒介形式有更直接的反应，今天这种反应几乎消失了。我认为电影应回归过去的形式，重新寻找电影与观众、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像人与动物的关系：人总想驯化机器，但机器其实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识，并不完全受人支配。
Q：你觉得电影是有生命的？
A：不要把电影当成一个死的物质来看待，要把电影持续地作为一种现象学的经验来看待。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如何让影像活起来。
电影可以一遍一遍地被播放，被反复观看，但是它在特定的时间与场地当中，还是拥有属于某一刻的唯一性。
这种活着的关系也是非常迷人的。
电影不仅仅是光线与镜头激活的一个平面，它更是记忆的载体。每一次拍摄与放映，都是与时间的一次互动。因此，电影将时间视若珍宝，也视为遗产——它如同翡翠，既是具有美感的物件，也是记忆的见证者，其中沉淀着无数时间的痕迹。这个比喻并非我本人原创，而是源自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文字。
此外，我也联想到另一个贴切的意象——尘埃。在中国文化中，尘埃同样富含深意。这位曾写道，在许多文化里，人们总试图拂去尘埃，但尘埃本身，其实也是记忆与时光的承载。这两个比喻或许最能传达我对电影的理解：电影是时光的见证，也是时间的容器。
Q：电影中多次出现钟表，是什么意象？
A：电影本质是关于时间与空间，或者说“空间中的时间”。时间线本身也是空间，如同时间自身的韵律和机械性，与电影内在节奏紧密相连。
将个人的情绪、情感与时间匹配串联起来很重要。很多美国电影关于赚钱、发财，时间自然也与致富的焦虑等主题相关。
每个人对时间的感受都不同：10分钟可能对某些人美丽而永恒，对另一些人却漫长难熬。在电影中，时间可以被操控，这种操控感让观众理解、保存甚至拓展时间。
时间也与生命岁月相关。计算时间，某种意义上是在计算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西方中心的文化观念，即将人与生命置于宇宙中心去关注。但我认为今天我们也可以拓展时间：生命虽有限，却可通过某种方式延展时间，从而不做时间的奴隶。
我的电影中很多元素都可丈量时间，如火车、钟表、相机等科技产物。它们试图将人类像奴隶一样禁锢于时间观念中，而我想做的是打破这些机器，甚至打破这种时间控制。
Q：电影中有些重复的画面逗笑了观众，你期望观众有什么反应？如何看待这种“笑”？
A：我无法控制观众如何反应，也不想去设想或迎合他们的反应。重复对某些人可能有趣，对另一些人未必。我使用重复，是为了创造意义，而不只为逗笑。这有点像小孩子——我只是想创造一些有趣的片段，通过这些片段可以擦除事物原有的意义。但成年人总想建构某种结构，这是孩子不会做的。
我的电影更像作曲，如同创作音乐。重复是一种变奏、一种旋律，通过不断重复与变奏形成更大的乐章。
因此，比起让观众直接以笑或哭回应我更希望他们沉浸于电影的整体之中。但我不想让他们完全融入某种情境，所以有时会加入一些中断——不断震撼他们，推翻再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