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王雅静 文 王雅静 摄影 李英武 美编 聂琳
北京深秋之际,法国90后作家爱德华·路易受邀来到法国文化中心,此前他已经在上海与读者见面。爱德华是法国外译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部作品《和爱迪做个了断》中文版的发行量达到50万册,并在法国搬上了话剧舞台。此后,他又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其中《谁杀了我的父亲》《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讲述了他和父母的故事,里面有痛苦和对峙,也有反思与和解。他通过观察现实将社会学思维融入文学创作,揭示普遍的社会现象。如今,爱德华已出版七部作品,仍坚持以“抗争”为写作核心:“我把文学视作一种抵抗或者斗争的工具,而且我很期待我的文字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改变。”

对话爱德华·路易: Q:是否可以用“热烈”和“旺盛”来形容你的表达欲望? A:对,我觉得我一直在用热情去表达,因为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在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当中,我周围的人现在可能在工厂工作或者在超市当营业员,他们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在这样的场合进行表达,而且是有一群愿意坐在面前倾听自己观点的人。我觉得,这像是作家的一种“特权”。对我来说,我就要把那些最重要的想法或是观点趁这个机会说出来。 Q:你的书籍记录了你的故事和你身边的人,目前已经有七部作品与读者见面了,这些作品的阅读顺序是否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A:我觉得,阅读我的作品的顺序并不是很重要,读者可以选择一本一本地单独来看,或者是看了好几本之后,把这些人物和我的作品放在一张壁画中依次展开,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去感受人物之间展开的关联。但是去先了解谁,后了解谁,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比如说,关于我的父亲,他对“男性”会有一些固有认知,例如男人就该吃很多食物,而且不能交叉着腿坐着等等这样的细节。所以,从他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天生特质的一种冲突,而且在很多人心中,这种特质是非此即彼的。但从父亲的故事中也可以找到关于我母亲的生活细节,那么这些人物其实是互相交织的。 Q:你的作品其实具有很强烈的自传属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个人与社会有这样深度绑定关系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件? A:其实,是现实告诉我的。而且,我深处的现实生活让我必须要写下去。比方说,在我创作《谁杀了我的父亲》这本书之前,我原本是打算写一个爱情故事的小说,当时我都已经开始动笔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又重新见到了我的父亲。在那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然后忽然间,我发现他走路已经变得有些困难,还必须带一个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而那个时候他只有五十来岁。所以我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思考:社会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在这个年纪就成了这个样子?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这种对于现实的观察,让我觉得我一定要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因此是现实告诉我,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我必须要找到它。 Q:你的作品已经被翻译到很多国家,这些故事进入到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对此你会有哪些期待? A:我非常期待可以带给读者一些改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需要像我这样写,也有很多人对于文学创作的想象,只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稍微逃离一下现实,或者获得一种愉悦的体验。但是我很期待我的读者能来跟我说,“我看了您的书之后,我就改名了”,或者是“我就离开了我的丈夫”等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是自由的,可以创作任何他想创作的东西,但是我的创作是期待于能够可以给读者带来一点改变的。 Q:你的写作风格常常是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切换,这种叙事方式的变化是如何形成的? A:用不同人称的表达当然是给人很不一样的体会和感情。在一些传统的自传文学的创作当中,可能会用比较经典的叙事方法和人称。但是我在创作我的这些所谓的“自传体文学”当中,我是希望每本书的形式上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在《和爱迪做个了断》这本书里面,我会在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穿插;在《谁杀了我的父亲》中使用第二人称的创作;而《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对我来说像一首歌谣,因为它有主歌的部分,并且会一直重复这种感觉,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给出不同的形式来使这种自传体文学更加丰富多元。 Q:之前,你提到了“阶级变节”(个体在跨越阶级后产生的身份撕裂感与社会归属困境)这个概念,你对这个概念是怎么去解读的? A:这个词语里面暗含着很多关于不平等、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缝隙等等,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内心的一种真实感受。世界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等级之间的一种不平等,这更多的是自己的体验与经历,这个经历又是一种让我去观察社会阶层的工具。比如一些伟大思想家像马克思或者像让-保罗·萨特,他们都是从外部去分析社会阶层这个概念,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思潮就是我们渐渐地要从内部去分析社会阶层。 其实我自己有一些走访或者游历的经历,去年我在巴西做了一次活动,当时有个读者跟我反馈说,您对法国北部贫困生活的描写,跟巴西本地的贫困区里的穷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发现了很震惊的一点是,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会面临相同的困境,暴力、贫困、不平等、社会阶层问题等等,似乎人类是生活在同样的一个体系里面。所以,我觉得不管我是写我的家人,我身边的人,他们面对这样的困境,还是写其他地方的人,其他社会阶层的人面对的困境,可能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文学很有意思,一种现实社会往往通过另外一种现实被更精准地表达出来了。 Q:聊到文学的作用,它对连接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读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A:也许可以举西蒙娜·波伏娃的例子,她确实是全世界的女性的经典必读作家。可能每一位正在阅读波伏娃的女性都在不同的现实处境当中,但是她们可能都会渐渐地自发地产生一些改变,可能是不再顺从于某种压制,这渐渐造成了一个女性集体的整体的生存境况的变化,我觉得这可能是文学的一个伟大的力量。 Q: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吗?对中国的读者会有怎么样的整体感受? A: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来北京前的上一个礼拜我在上海。我来中国之前,所有的人都说我会更喜欢上海,但我觉得我更喜欢北京。因为我认为北京是一个更加让我同频共振的城市,在这边我经常晚上出去逛,然后我觉得北京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 Q:你在北京独自游荡的时候观察到了什么呢? A:我感觉北京很优雅,不是很吵闹,我很喜欢安静地一个人独处,我觉得安静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奢侈。我在巴黎住的房子也非常的安静,我认为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很安静的力量,这让我觉得很舒服。其实我很喜欢中国的电影,我知道中国有很多非常厉害的世界知名的导演,其实最早对中国产生一些最初步的认识和印象,是从很多电影作品当中看到的。我看了很多贾樟柯、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例如,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作品的主题经常会涉及到一些社会议题,但是同时电影表述的语言又是非常美的。其实我在写作创作中也受到他的启发。

爱德华·路易
法国作家。2014年发表首作《和爱迪做个了断》,引起法国文坛关注。目前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国语言,成为国际文坛上不容忽视的新生代作家。爱德华·路易承袭了安妮·埃尔诺和迪迪埃·埃里蓬的写作风格,以自身经历为基础揭示与反思法国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