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王雅静   文 刘艺琳   摄影 解飞   资料、图片提供 受访者   美编 聂琳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活动启事——《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启事见报当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得知此事后表示，“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应邀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次日，《北京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纷纷刊发活动启事并跟进报道。一时间，社会赞助修长城的消息，传遍祖国大江南北。同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应邀亲自为此次活动题词，在全国再掀热潮。大家纷纷响应号召，尽己所能为修缮长城事业“增砖添瓦”。
  今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展40周年，《北京青年》周刊采访了该活动的首倡者苏文洋，听他讲述当年这一振奋人心的活动背后的故事。

  苏文洋
  原北京晚报编委、“每日视点”部主任、经济部主任、新闻评论部主任，曾任北京现代商报总编辑。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新中国60年百名有特殊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或奖励。任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志愿者基金会监事，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多次获得全国、北京市好新闻奖，获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先后出版《古今联话》《钱学森在美国》《文洋人物传记选》《白纸黑字》《交道口24号》《常态》《百姓的天空》等书。

  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两天，我们在北京三里屯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到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的提出者苏文洋。现已68岁的苏文洋，有着年轻人一般对待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与幽默感，在谈论到文物保护时的如数家珍与意气风发，无一不透露着他对于自己过去事业的热爱。因已得知我们的来意，苏文洋特意带来了一份简报，里面都是当年有关活动的资料，泛黄的纸张一页页详尽地记录了当时活动的盛况，苏文洋一边翻阅一边回忆着。
  彼时，苏文洋作为《北京晚报》负责文化教育新闻的跑口记者，对历史文化尤为关注，又因住得离市文物局很近，隔三差五就去登门采访，因此发表了大量拯救北京文化古迹的报道。像是禁止在故宫拍摄影视剧的政策、叫停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附近的水泥厂扩建等文保事件的背后都有苏文洋的身影。
  1983年，苏文洋采访了中国长城研究会会员，同时也是新华社摄影记者的成大林。在采访的过程中，苏文洋看到在他所拍摄的两千多张长城照片里，大部分都已经是残垣断壁，这与自己印象中雄浑伟岸的长城大相径庭。因此他产生了想要亲自去八达岭长城踏勘的想法，并跟市文物局古建处的同志商量且征得了同意。
  顶着烈日到达八达岭长城以后，苏文洋傻眼了。“脚下都是光秃秃的土堆，垛口全部化为乌有，百米长的城墙，已经体无完肤，大部分城墙和墙基坍塌了，梯道也变成渣石堆。长城宛如一条遍体鳞伤、伏地沉睡的巨龙。”苏文洋说。
  当时的他既心痛又焦急，“长城破损严重为何不修？”得到的回答也十分令人无奈，因为实在是没有钱修缮。“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是长城这样一个大体量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是一项非常艰巨且宏伟的项目，要用到的钱自然也不是小数目。并且，当时北京大量古建年久失修，在文物保护方面‘欠账’太多。1978年北京市文物局成立时，最要紧的任务是‘抢险’，能保证文物古建不塌、不漏就不错了，维护基本谈不上。”苏文洋说。
  那时候苏文洋一度觉得，若是一直这样下去，或许长城很多地方等不到修复可能就塌了、消失了。“既然文物局的资金不足以支撑长城的修缮，那么能不能通过社会集资修长城呢？”过去苏文洋一直在用自己手里的笔来呼吁大家对文物的关注与保护，但有些时候呼吁若只停留在文字上，那么它的力量也会被束缚住。因此他开始转变思维，希望借助大众的力量共同去维护、修缮我们的长城。
  于是，苏文洋把社会集资修长城的想法告诉市文物局的几位同志，同时写了一份报告和活动方案，请示《北京晚报》的领导，很快便得到了认可。“但当时报社也拿不准政策上是否允许，于是我又和《北京晚报》本市新闻组组长张志华等继续向北京市委、市政府请示报告。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领导们都对这个提议表示支持。”苏文洋说。
  在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后，苏文洋开始了活动前期的准备报道工作。“既然我们要集资修缮长城，那就必须要告诉读者，我们要怎么修，怎么来用这笔修缮款。因此在活动启事发出之前，我们特意采访了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向他请教该如何修缮长城。”
  在征询各方意见后，北京日报社编委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最终决定，由《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经济日报》和《工人日报》五家新闻单位和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组成“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启事，呼吁各单位和个人量力而为，参与赞助。
  启事见报当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得知此事后表示，“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应邀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次日，多家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一时间，社会赞助修长城的消息，传遍祖国大江南北。大家纷纷响应号召，尽己所能为修缮长城事业“增砖添瓦”。启事见报短短三天，就收到了五万元的捐款。“五万块钱在现在听起来是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在40年前，那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了。那时候大家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三四十块钱。记得当时有一个万元户的新闻登上《北京晚报》的头条，放到现在简直不可想象。”苏文洋回忆道。
  那时候大家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因为过去民众都还没有形成要保护文物的意识，而长城更像是自己身边的一堵墙，没什么稀奇的，甚至随着年久失修，掉落的长城砖都被附近居民就地取材搬回家盖房子了。所以在活动启事发出后，大家明白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重要性，同时尽己所能参与活动，纷纷捐款或是将已经搬回家的长城砖送回。就这样，在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努力下，修缮长城的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自1984年7月28日开工的八达岭长城修复第一、二期工程，原计划11月中旬完工，到9月17日就提前竣工了。
  同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此次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在全国再掀热潮。
  这场轰轰烈烈的活动一时间唤醒了更多人对于长城保护的意识，彻底扭转了长城的人为损坏。同时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无论大人小孩都在积极参与捐款修缮。甚至是国际上也在纷纷报道此事，海外侨胞、国际友人也被长城牵动。它的余温一直延续至今。
  苏文洋作为活动首倡者，不时便会被邀请参加一些长城相关活动，他一面见证着长城的历史痕迹，一面被它如今依旧鲜活的状态感动。岁月没有磨掉这些古老的城墙，正如不会磨掉人们心中的光与一腔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