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王雅静 文 刘艺琳 摄影 解飞 美编 聂琳
随着《寄生虫》《燃烧》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多姿多彩、活力四射的韩国电影迅速被全球影迷熟知与认可。韩国电影史虽时间不长，却也走过百年。但可惜的是，即便是在韩国国内也还没有一部系统讲述韩国电影百年史的权威书籍问世，然而，这一遗憾竟由中国学者首先弥补。
不久前，作为“华语圈韩国电影研究第一人”的范小青教授长期以来的韩国电影研究成果《韩国电影100年》一书终于出版。在书中，她将自己多年来对韩国电影的所思所想所得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用3年时间采访了近30位韩国电影界重量级人物，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一手资料见证着一个世纪以来韩国电影的变迁与发展。
“韩国有电影吗？”
2003年，范小青去韩国读电影时，很多人都在质疑她，包括她的父亲。
“我父亲说，学电影很好，但不是应该去美国或者是法国？韩国有电影吗？”
确实，2002年，韩国电影才在三大电影节上开始有了一点点动静。在此之前，我们好像确实对韩国电影的了解特别有限。范小青坦言，就连她自己也是2000年在北京电台工作的时候，被朋友拉着去看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留学生们做的第一届韩国电影展，才开始对韩国电影产生兴趣。
在那个电影展上，她看了林权泽导演在上海电影节获奖的电影《悲歌一曲》、许秦豪导演的《八月照相馆》、李廷香导演的《美术馆旁的动物园》……这些电影每一部的风格都不同，却都有着浓墨重彩的诠释和演绎。此后，她又被许秦豪导演的第二部作品《春逝》深深触动，用她的话说，“怎么会有人把我身边的故事，放在别的国家演绎出来了！”这种既亲切又奇妙的感觉让她在不知不觉中对韩国电影愈发着迷，想要一探究竟。
带着这种好奇与热忱，范小青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她是去韩国读电影的第一个外国人，因此，韩国电影人对她都非常友好且热情。又因着留学生的身份及给电影杂志写影评专栏，范小青有很多机会参加电影的首映以及跟主创们交流的机会。她一方面在韩国了解了不一样的电影叙事，同时，也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他们电影产业成长的过程。于她而言，这是一种非常独特且有营养的成长，让她从内到外地看到了韩国电影起飞的过程。
“韩国电影历史不长，但异常复杂。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电影才在世界影坛上崭露头角，此后短短十几年间，在与好莱坞进行‘本土保卫战’的厮杀中，曾经羸弱的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范小青说。“随着386电影世代的集体发力，韩国电影的实力逐渐被世界认可。”2019年，奉俊昊导演凭借一部《寄生虫》席卷各大电影节，拿奖一直拿到2020年，让人们的视线再一次聚焦韩国电影，聚焦韩国电影走过的这100年。用范小青的话来说，《寄生虫》不一定是奉俊昊最好的作品，或许他早就该拿大奖了，只是他一直没有被世界集中关注。可以说他成就了韩国电影100年，韩国电影100年这个特殊节点也加持了他。
书籍介绍：
《韩国电影100年》
“华语圈韩国电影研究第一人”、釜山国际电影节顾问、中国传媒大学范小青教授，系统讲述韩国电影百年史。本书以创作世代和产业时代为经纬为主轴，重点关照以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洪常秀为代表的386电影世代，将文化传统、技术发展、社会意识演变等多维度线索交织在一起，围绕韩国电影的兴起与发展、创新与传承，娓娓道来，描绘出一幅全景式历史图景。
对话范小青：
“华丽背后的他们是朴素的、天真的、孩子气的，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人”
Q：写《韩国电影100年》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A：很多人都跟我说，你早就应该出书了，可以把过去写的那些文章结集，这对于喜爱韩国电影的人来说，读起来应该是一件很过瘾的事。但我一直觉得那样是一个没有体系的文本，并不是我想要的。
大概十多年前，有一次在韩国的一个电影节上，北大的陈旭光老师跟我说，你怎么不以外国人的视角写一本《韩国电影的秘密》，就像大卫·波德维尔写《香港电影的秘密》那样，会很有趣，即便是韩国人看了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旭光老师作为大前辈经常会提点年轻人，或许他说者无意，但我听后觉得很受启发。这跟我想要系统地把这么多年来的心得体会整理书写下来，分享给更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2016年前后，我就开始筹备这本书了。
Q：谈谈你在书中运用的“代际划分”方法论。
A：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代际划分”特别棒，尤其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上下长幼的秩序是一个非常便于梳理的，且能够起到坐标作用的枝干。而在韩国电影翻身史中，386世代的电影人功不可没（“386世代”一词出现于1996年底，后成为韩国社会学的一个固定用词。特指那些出生于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30岁以后进入职场的一代人）。因此我在书中将以撬动韩国电影历史的386电影世代为支点和重点进行代际划分，用“四大天王”“四小天王”“四老天王”这样的称号来简化历史中的繁琐，让这本书看起来更加通俗易懂些，即便是不了解韩国文化、不懂历史只喜欢电影的年轻人，也能够清晰读懂。
Q：在创作和梳理这本书的过程中有遇到过哪些困难或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吗？
A：肯定有。毕竟那不是我自己的母国文化，不是我的母语。同时我也不是学历史的，所以，对我来说这其实是有点跨学科的，而且国内的资料也是有限的。
为了确保事实的准确性，我不能去用二手资料，只能找一手资料，但这还不够。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写历史需要等这段历史过去之后我们才能够总结。但在韩国电影中，386世代还是顶梁柱，我们怎么能够去总结它，它还在变化着。只是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年，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说，一个世纪对于一件事来说是个很重要的节点，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们其实对386世代也是最感兴趣的，所以必须要去梳理它。在这个过程中二手资料是非常多的，一手资料用心找也可以找到，但还不够，所以我得去做零手资料、零距离访问。
因为我是第一个去韩国读电影的外国人，所以大家对我都非常友好且热情。我在电影研究方面遇到的问题向他们请教，他们即便在忙，也都会抽空回复我。因此我做了很多的零手资料。可能不是最准确的，但总归是最接近准确的。所以我也想把这些分享给电影的从业者以及对电影感兴趣的读者们。
Q：在你研究韩国电影的路上，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人或事？
A：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李沧东导演，他对于现实主义美学的追求是非常极致的。讲一个例子，大概十多年前，有一次他因为电影《密阳》的放映活动来到北京。私下聊天时导演问，为什么《密阳》里的女主角的名字在中文字幕中被翻译成“申爱”？她应该姓李，叫李信爱，相信的信，爱情的爱。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是第一个在韩国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在杂志上写了影评专栏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位女主角姓什么，在电影中，她的名字叫做“신애”，“신”在韩语里是姓申的申，所以就直接音译过来，叫她“申爱”。因为当时很多韩国电影信息都是从我这里来的，所以可能后面翻译时，就自然而然地翻译成了“申爱”。后来，我去韩国的时候专门跟导演解释了这件事，并请导演将他作品中人物的中文名字写给我。导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一一写给我。
这些作品中的角色就像是他的孩子一般，每一个都有一一对应的中文名字。这次我在书中专门将其附上去了。导演对于现实美学极致的追求，让我特别感动，肃然起敬。我觉得对于现实主义美学来说，并不是因为你写了一个和现实接近的故事就可以了，那些或许都不会被人看见的、存在于细枝末节的琐碎也很重要，或许正是这些决定了你的高度所在。
Q：电影或者说电影研究这件事给你带来了什么？
A：我也经常在想，电影除了能够给我们带来愉悦之外还有什么？表面上，我们是在看电影，感受故事，感知情绪，但电影始终是人创造出来的，相似的经历下，他们所创造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是386世代的导演们，他们的成长大背景是相同的，但他们的作品风格迥异，多姿多彩。我们不禁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到底又是什么让他们有这些不一样的表达？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事。
就像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去到各大电影节。我在韩国的导师就是釜山电影节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当时去的最多的就是釜山电影节。当时，釜山电影节有一个特别好的政策，对于电影专业的学生都会发一张“迷影卡”，代表着一种专业的影迷精神。有了这张卡我们可以在电影节期间每天免费领取到4张电影票，还可以去“蹭派对”。蹭派对的目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蹭电影所带给你的那种感动、荣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近距离地和更多资深的电影人、电影界前辈们进行交流。你能看到那些华丽背后的他们是朴素的、天真的、孩子气的，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人。这一幕幕会让你在多年以后想起时仍旧充满感动，激情澎湃。
Q：接下来还有哪些研究计划（创作计划）？
A：因为这本书是希望给普通影迷梳理、了解韩国电影的一个参考书，所以写得并不是很学术化。相反，运用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方法论，让大家读起来更轻松一些。接下来我还想写一本相对学术一些的，关于韩国电影研究的书，可能会是针对专业的年轻学子们参考的教科书类型。
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活力可能越来越少，我想去现场重拾一下活力，可能会拍一些东西，跟一些年轻的创作者们去交流、创作。跟创作者近一些，也对电影的本性了解得更多一些。
范小青
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釜山国际电影节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国际传播工作委员会委员，高校影视学会影视国际传播理事，亚洲大学生电影节总策划。韩国东西大学林权泽影像艺术学院海外客座教授，韩国权威学术期刊TechArt：Journal of Arts and Imaging Science国际编委。
作为“华语圈韩国电影研究第一人”，目前已发表文章三百余篇，出版著作五本。作为中韩合作制片的先行者，曾参与监制、策划过《八角亭迷雾》《Color of Asia——亚洲大师短片》《坏姐姐之拆婚联盟》《危险关系》等影视作品，并多次入围国际大型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