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王雅静 文 韩哈哈 资料提供 译林出版社 美编 崔洪洋
时代里，藏着某种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的隐秘逻辑，这是格非真实的感受。大约在2019年，格非开始晨间跑步，跑步时，人的思维格外活跃。像许多作家那样，每天跑完步回家，格非就在本子上做一点记录，他记了厚厚一本，这就是《登春台》酝酿的过程。当故事渐渐拼凑成全貌，带我们离开地面，回望时代。
他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
北京春台路67号，坐落着一个神秘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走进公司大门，电子幕墙上的公路运输地图赫然展开，以一上帝视角，揭示着世界的缩影。
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四人，在不同年代里，分别从江南一带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城来到春台路67号。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他们的故事，夹杂着无数的偶然与必然，在这里轮番上演。在这里，藏着某种将世间万物连在一起的隐秘逻辑。
这就是《登春台》的故事。这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暌违四年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在这本书中，格非想讨论“关联性”这一问题。
除了故事本身，这本书也带有浓厚的哲学痕迹。
“登春台”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全书引言“在那里，最响亮的闲言与最机灵的好奇‘推动’着事情的发展；在那里，日日万事丛生，其实本无一事”出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书中的核心地点春台路67号是一个带有深层寓意的物联网公司，故事里有一个专门讨论哲学的读书会明夷社，对哲学兴趣浓厚的创业者蒋承泽，更不用说行文中多处出现的关于存在、时间、生命的省思。
这是一部“留心现实、探索叙事的小说”，格非将他观察到的困扰众人的问题——为什么过得幸福优渥的人，依然对生活充满恐惧？如何摆脱无终止的“无效社交”？是否可以能真的停止焦虑？——写成主人公的人生故事，登场的人物互相映照，合成了此刻，这个世界的总体和纵深。
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以下文字摘自本书序言部分。
书摘：
每个人降生的那一瞬间，都是极其相似的，但离场的方式各有不同。
宇宙中充满着各种基本粒子，像什么夸克啦，轻子啦，规范玻色子啦，希格斯玻色子啦，还有什么引力子啦，不一而足。它们一刻不停地微弱振动，赋予天地万物以能量。如果我们将这种振动的规模放大无数倍，即可想象出钟摆或秋千的振幅和频率。同样，像万花筒般运行的天体亦复如是。正是它们机械的、周而复始的旋转，才转出了寒暑推迁与昼夜相代。天体的转动和四季的交替，也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恒定秩序的幻觉，我们称它为时间——毕竟，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全世界的人是以太阳所处的位置来确定时间的。如此说来，我们对于时间的奇妙体验，不过是源于一个永恒复归的“大秋千”的来回摆动所导致的轻微眩晕或迷醉。当然，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认为时间根本不存在。
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得交代一下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
那是2019年的10月8日，农历九月初十。时令虽然已交寒露，天气仍有几分燥热。上午九点半，中关村软件园国际会议中心东侧的马路上，走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者。这人瘦高个儿，身穿藏青色的短夹克，卡其色的休闲裤，头戴一顶草编遮阳礼帽。这人名叫周振遐，退休前曾担任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他沿着上地西路由北往南，不紧不慢地踽踽独行。
当他走到上地西路与上地九街的交叉口时，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数不清的员工大巴一辆接着一辆，从城市的各处汇集到这里，吐出一批又一批上班的人流，将马路的丁字路口塞得满满的。这些人大多一边往前走，一边浏览手机信息，也有人大口吞食着刚刚在路边摊买来的煎饼果子，行色匆匆地绕过旗杆下的喷水池，朝着软件园东大门的方向疾速移动。在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那些骑着黄色、青柠色共享单车的年轻人，焦躁地打着响铃，而像潮水一样漫上路面的人流对此却听而不闻。人群中偶尔也能见到将头发染成褐色、酒红色或蓝色的时髦青年，他们因脚下踩着轮滑，即便静立不动，也能缓缓飘移，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
所有的人都心事重重，神情肃穆，且彼此之间从不交谈。除了不时传来的几声汽车的鸣笛之外，你甚至听不见杂沓的脚步声，四周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寂静。
周振遐索性在路边的一张白色铸铁长椅上坐了下来，等待人流退去。
姚芩去广州参加侄子的婚礼，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意识到，所谓无聊的时刻，就是人们感觉到了时间如何过去的那个时刻。可时间偏偏不想过去，而他既没有任何方法去驱逐它，也没法去填充那个深渊般的虚空。因此，他想给自己找点事情来做。比如，他可以去离家不远的金地花卉市场转转，顺便买一卷用于牵引和固定花木枝条的铁丝线圈。另外，二楼茶室里的那两盆建兰，叶子有点泛黄，且长出了焦斑。他想去请教一下专卖兰花的邢师傅。
姚芩刚从白云机场打来了电话，她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等到他逛完花卉市场，去附近的北平精酿喝杯啤酒，再次回到家时，没准姚芩就会来给他开门。
虽然两人只分别了四五天，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
因为忘了带烟，当他坐在长椅上感到昏昏欲睡时，抽烟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大街上观察陌生行人的脸，是周振遐多年来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习惯。揣测、虚构、臆想这些人的命运，并非出于什么恶毒的用心，更多的是源于某种悲悯。在这个彼此模仿的尘世上，别人也是自己。
他上了年纪且心智正常，没法不时常想到死亡。俗话说，智者之死，与愚人无异；贫者夭亡，与富寿者相埒。大街上的陌生人从他身前走过。他们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贫穷或富有，或踌躇满志，或心灰意冷，各有各的命运。
真正的穷人为生计忙碌。他们熙来攘往，旅食奔波，脚步一刻不得停息。他们很少像智者和哲人那样思考死亡，仅仅是因为他们被劳作的绳索所束缚而无暇他顾。他们忍受贫穷、屈辱、不幸和痛苦，即便一贫如洗，燃烧在他们心底的那盏希望之灯，也从来未曾熄灭。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暗面，不被关注和观看，仍试图从简单、粗劣和严酷的生存中，辨别是非善恶，维持着对这个世界的一线信心。在不很遥远的过去时代，穷人不受文化的节制，乐天知命，视死亡为平常之事。但世界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重组、颠倒和置换。他们从林泉山野被置换到了城市的周边，沦为无根之物。如今，知识和时尚的暧昧光影终于撵上了他们，并将他们牢牢箍住。尽管他们无暇从容检视死亡，仍不免会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数年、数十年后，从这个世界消失，堕入绵延的黑暗。有时候，他们只是坐在椅子上微微打了个盹，就已归到死人那里去了。
当那些保养得很好、养尊处优的有钱人或成功人士从你身边经过时，你很容易一眼将他们辨认出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衣着散发着限量版或私人定制的“贼光”，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眉宇中通常有一种不屑于与一般人计较、跳脱于芸芸众生之上的超然和优越。他们的与众不同，往往体现在他们优雅健美的体态和身形上。在今天，身材是否匀称，成了成功人士区别于失败者的重要标识。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很不健康，乃至极为病态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中，却将健康视为生活中唯一的宗教。钛锆合金的瑞士种植牙、钴铬钼合金的美国置换膝关节、德国蔡司人工晶体眼球以及诸如此类的现代医疗科技产品，为他们的衰老留住了最后的体面和尊严，而对身体指标的严密监测和未雨绸缪的提前干预，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罹患致命疾病的概率。就算有人运气不佳而身染重病，通过被俗称为“上手段”的极限治疗，依然可以长时间续命。因此，这些人比顶尖科学家更相信基因和生物科技的无所不能，更相信现代医疗科技在可见的未来能够使他们至少活过150岁，直至获得永生，成为不死的人。
《登春台》
作者:格非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北京春台路67号四个人物的命运流转：我们都是宇宙中一颗渺小的粒子，一刻不停地，微弱振动。
《登春台》上市后，作者格非与哲学学者陈嘉映展开过一次对谈，聊了聊我们生命中掉落的那些偶然与必然。以下为对谈内容的摘录。
格非
中国当代作家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及《望春风》《月落荒寺》等，中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相遇》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博尔赫斯的面孔》《小说叙事研究》等。
陈嘉映
哲学学者
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钱塘特聘教授
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走出唯一真理观》《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等。
命运的偶然性
Q：对格非老师小说里面人物命运自身的偶然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相遇的偶然性，两位是怎么看的？
格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被偶然性这个东西所喂养的。比如我大学第一年没考取，我母亲说那你就去当木匠吧。我在家里都打算老老实实学木匠了，结果我们公社里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听说乡考我们乡里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他很生气，就问哪些人有希望？人家给他介绍这个有希望的名单的时候把我列进去了。这个人戴着一顶草帽，走了五六华里，晚上八九点钟摸黑到了我们村庄，挨家挨户打听，说你们村子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某某的人。找到我时，我已经睡觉了，从床上起来，他说如果你还想上大学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人，到某个重点中学去复读，从此改变我的命运。这个事情你现在想已经有点传奇了，可是当时实实在在就发生了。
那个年代我觉得有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再回忆起来，我觉得是很奇妙的，我觉得那个时代充满了人的命运性的东西，很多足以改变你命运的大事，全是偶然性构成的。你说这个当中也有必然性吧？我觉得，没有必然性，全是偶然性。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点接近于一个“无命运”的人生，没有命运性，而过去那个年代，人的命运感非常非常强烈，虽然你很穷，你没钱，你很卑微，可是你的未来是100%充满希望的。
还有些从这个偶然性的问题出发的问题，比如说我有没有设想过其他的人生？我这个小说里面有一句话，是“他人也是自己”，这个“他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切身感受，我也是他人，我有很多个分身。有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想到如果命运交叉，稍微一个岔路岔出去，我就是一个木匠，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我脑子里会想，有很多很多个我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边，有的时候坐在家里很安静的时候，不免会想这样的问题。
陈嘉映：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点命运使然似的，现在人的命运感降低了很多，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感觉吧。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会说一个年轻人他面前的可能性多多了，因为经济的障碍不存在了，社会自由度也增高了。我们那个时候，说起来80年代初、70年代末，其实社会的自由度是很低的，刚从“文革”出来，但是区别呢？我会说现在这个年轻人眼前可能有十条路甚至五十条路，但都是路，你上了这条路你就得沿着这条路走，上了那条你就沿着那条路走，反正也就这一条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啥路，但是有一片园地。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比你们那时候自由很多，但你看是哪一种自由？它不一样。一方面现在的人看起来会有更多选择，但是另一方面他觉得他特别受桎梏，我们小时候又穷又笨，各种条件都没有，但是没有觉得心灵上受桎梏的那感觉那么重。
关于偶然性这个问题，我恐怕想得挺简单的，我会想说实际上我们最最执守的恰恰是那些偶然的给予我们的东西。当然理性选择重要，但好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当时到了那的话，你可能会觉得，用刚才格非说的话，有时候我也会用这个词，会觉得那是“命运使然”的，我就这么碰上了，觉得我就是被碰上造就的我，如果不是碰上了，我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当代年轻人对未来的焦虑
Q：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对生活有种无力感，对未来预期悲观，两位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有像陈嘉映老师书里面写的良好生活？
格非：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不确定性，那还好办，但是问题是这个不确定性里面还藏着另外一个东西，我把它叫做“确定性”，科技的发展、信息的发展，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包括阶级的分层，阶层的固化……社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一来的话，你这种不确定当中又有确定性。
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被提前预知，这也形成很大的产业。所以我就想到穆齐尔，奥地利很重要的一个作家。穆齐尔说到世界上有两种道路，一种道路叫台球的道路，就是一杆击出，它路程不可更改，你这个台球要不进洞了，要进不了洞就撞在木头上，台球的道路是直线，一旦击出不可更改。还有一种道路叫云朵的道路，天上的云。我觉得我们原来在乡村，我们那代人虽然机会不多，社会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开放，可是你可以走走停停，你在农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你的道路不是固定的，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是非常充裕的，所以我是觉得对年轻人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好的建议，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穆齐尔提供了一种方案是神秘主义，他说今天的世界已经枯竭，只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来对抗这个大数据的，他把它称为神秘主义，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层次上来理解神秘主义，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是通过这种神秘性的东西来对抗这种确定无疑。但如果要我来提建议的话，我想起当年谢林在他的哲学表述里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他把生命把握成一种潜能，潜能是什么东西？托尔斯泰说大多数人的生命都白白糟蹋了，因为你把一个惯性看成你生命唯一的道路，实际上你的生命还没有被开启呢，你的潜能没有发挥出来就枯萎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潜能。我去年看到意大利的那个学者阿甘本，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章讨论，好几篇文章，讨论潜能的问题，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潜能首先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什么，有很多事不值得做，这是我们的潜能。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自己的道路，把自己的潜能开启出来。
陈嘉映：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琢磨事情是怎么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因为我已经看不见什么未来了，所以我一般都不怎么考虑应该怎么应对。
如果你要说给点建议给点什么的，那种一般性的建议我认为都比较可疑，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具体的建议，因为具体的建议需要具体的条件，但是我可以接着刚才讲的那个“平均的人”。海德格尔讲到平均的人、常人，我们翻译成常人或者众人，我们一般的时候是会那么来想，觉得某种意义上“我”是有点不寻常的，“别人”都还是比较出来的，至少大多数人都是这么一般。我觉得海德格尔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这样，当你泛泛看众生的时候，众生就是平均水平，但也许当你真正地进行比较，也就是机会使然，使你不得不跟一个人有深入交往。比如抛到一个孤岛上，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那个人他也许看起来就是一个官僚，就是全世界最无聊的那种人，他也可能是一个囚犯。如果你碰巧能跟他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交往，你会觉得谁都不是平均的。在那个意义上，如果能用个大词的话，就会切切实实地感到，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那么你反过来也可以说我自己，也许我自己也有个灵魂，只不过我有点忘了，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要能够多体会一下，如果你碰巧是有个灵魂的话，到底那灵魂在哪？或者说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要是有了灵魂，我觉得做什么都不是特别要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