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乐高集团携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推出特需儿童游戏课程系列丛书，以专业视角为心智障碍儿童的玩乐与发展赋能。这场以玩乐为载体的公益实践，不仅让数万孩子收获成长乐趣，更在呼吁社会看见每一份独特潜能，守护每个孩子平等玩乐的权利与多元发展需求。
2022年，在乐高集团和好公益平台的支持下，晓更基金会成为“乐乐箱计划”的合作伙伴，将该项目的覆盖范围延伸至心智障碍儿童群体。今年是乐高集团与晓更基金会合作的第三年，为了更好地回顾三年合作成果，双方通过抽样访谈与实地调研的方式对合作进行了系统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整合在《融合中国网络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项目评估报告》中。截至2025年9月底，乐高集团与晓更基金会已联合开展了1,636场乐乐箱活动，惠及超过16,000名儿童，其中包括8,000余名心智障碍儿童。此外，报告还基于调查结果为“乐乐箱计划”后续迭代升级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与此同时，乐高集团还希望与晓更基金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对心智障碍儿童玩乐权利的关注。为此，双方深入全国1,135个心智障碍儿童家庭，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全面了解心智障碍儿童的发展现状，共同探讨出如何通过游戏化支持赋能他们的全方位成长。双方共同发布了《心智障碍儿童全面发展现状与需求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心智障碍儿童在身体、认知、情绪、社交与创造五个维度的发展面临不同程度挑战，其中社交、情感和创造能力均显著低于其它发展能力，是其能力结构中的“最短板”。而“玩得少”、“玩得窄”以及“玩得不平等”是心智障碍儿童在玩乐中面临的三大突出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通过玩乐发展这些技能。调查数据还指出，作为心智障碍儿童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家长在认知与实践的脱节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发展失衡。
为了让家长、教师及社工等经常与心智障碍儿童打交道的群体更好地了解如何与他们互动及开展玩乐活动，乐高集团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推出了一套关于特需儿童游戏课程的系列丛书。这套图书围绕肢体、社交、认知、情绪和创造等五项技能，设计了一系列以乐高®积木为基础的互动小游戏，旨在将专业、科学的玩乐方法更深入地融入到他们与心智障碍儿童的日常生活中。目前，《基于乐高®积木特需儿童游戏课程——动作发展领域》与《基于乐高®积木特需儿童游戏课程——认知发展领域》两本书籍已正式出版，另有四本则计划在两年内陆续发布。
作为丛书的主要编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晓毅教授在分享时指出：“我们常常强调干预的重要性，却容易忽略‘玩’本身就是最自然、最有效的干预。这套丛书，是我们将前沿特殊教育理论与乐高积木玩乐实践相结合的一次系统化尝试。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实用的工具包，赋能一线特教老师设计更加个性化的教学内容，真正让每一次拼搭都成为促进孩子成长的契机。”
作为乐高集团的重点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之一，“乐乐箱计划”于2019年正式启动，旨在通过一整套玩乐和支持儿童全面发展的解决方案，将在创意玩乐中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带到身处困境同时缺乏玩乐机会的儿童群体。截至2025年6月，乐高集团已经向全国235个城市捐赠了超过78,000个乐乐箱，影响并触达了240多万名儿童。2022年，晓更基金会的加入是“乐乐箱计划”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让玩乐的力量触达到心智障碍儿童。一位参与过“乐乐箱计划”的老师曾分享道：“由于身体原因，心智障碍的小朋友往往容易出现捣乱、喊叫、情绪不受控的情况。但我们发现在‘乐乐箱计划’活动中，他们居然能够安静坐下来拼搭，甚至主动地和我们进行互动，都让我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这正是玩乐赋予他们的改变与成长。”
藉此机会，《北京青年周刊》专访了乐高集团中国区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顾静秋女士，听她深入分享如何通过“在玩乐中学习和发展”的理念赋能心智障碍儿童成长，守护每个孩子平等玩乐的权利与多元发展需求。
B=北京青年周刊
G=顾静秋女士
B：乐高在中国的CSR项目覆盖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心智障碍儿童等多个困境群体，还延伸到员工留守子女、供应链工人家庭等领域。这种多维度覆盖的布局，是如何结合中国本土的社会问题特点设计的？核心考量因素有哪些？
G：首先说延伸到供应链，包括我们自己员工家庭，其实我们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就是我们员工子女的留守儿童夏令营，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先把自己的做好，我们才有机会去辐射更多有需要的儿童。
项目在中国落地和跟全球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中国很大，即使是同样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他们面临的这个需求和问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国外有很多很好的理念，但是在真正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它是不是真正的从需求出发，所以我们很多项目第一步做的都是去做需求和现状的调研，我觉得只有真正理解这些小朋友需要什么，才能更好地把“在玩乐中学习和发展”的理念结合到需求当中。所以我们也很注重项目的科学性的设计，它的痛点是什么？我们干预的手段是什么？接触到的这些小朋友的主要干系人是家长还是老师还是社会工作者？我们需要去打造怎样的一个生态？摸清楚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才会去寻找合作的伙伴，并和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大家深耕公益领域这么多年也知道要看到一个项目的影响肯定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看到的，我们需要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孵化这些合作伙伴，去赋能这些机构。同样尤其是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家对于玩乐的认知也很不一样。中国的很多家长老师在第一次参加“在玩乐中学习和发展”的培训前，他们会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做。所以家长的理念还是需要通过长期的时间和我们项目的设计去改变的。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开展项目时主要的一些考量因素。
另外，长期性、有效性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为什么每3年或者每5年需要做一些项目的评估，也是因为我们要看之前的这些干预手段是不是有效。问题只有解决了，我们才能说我们对这些带领人的赋能是有效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回顾和评估，来知道项目的有效性，同时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去做更新迭代，去做更好的设计，这在项目周期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B：从“乐乐箱”到“小小创变家”，再到“儿童友好活动空间”夏令营，乐高的CSR项目呈现出“物资支持+能力赋能+生态构建”的多层特点。这种模式设计的优势是什么？
G：首先的一个优势是我们覆盖了各个年龄段，比如我们有面向0~3岁的“玩乐处方”，家长在小朋友出生了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些赋能；3~6岁在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我们会在乡村幼儿园等幼儿园场景下，让老师从传统地教小朋友学数学、语文过渡到以游戏化的方式更好的赋能小朋友。再到大一点的小朋友，当他们有一定认知能力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环境问题，什么是平等包容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小小创变家”就是希望能够儿童在这个阶段可以有自主性，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让他们的声音可以被更多的成人所听到。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公益项目能够更好的去赋能这些平时接触儿童的带领者，同时我们也打造一个为儿童发声的平台，能够真正倾听他们的声音，把他们的意见在现实生活当中反映出来。
B：我们怎样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而不是说短期的公益效应？
G：首先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是一个家族企业，每年25%的利润是投入到乐高基金会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持续的资金投入来设计这些项目。同时，我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就在用一个长期的视角来对待这个事情。就像刚刚说的说要保持它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我们在某一个阶段是需要考虑到这个项目的规模化和它怎么能够真正的低成本的让政府接纳。
我们有一个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起做的社区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最初是乐高集团出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技术方，在这些社区去落地。随着这个项目越做越好、越做越成熟，现在这个项目在很多地方都是由当地的妇联和当地的民政机构出资来为维持社区的日常的服务，同时他们也会从完全的公益变成一个低成本的模式，向家长收取非常低的成本来维持社区中心的运营，同时政府也给到大力的支持。而我们还是会持续地去做一些技术的支持，包括帮他们设计社区儿童角的布置，怎么样有效地加入儿童玩乐的理念和提供一些活动的方案，但是资金的支持就完全由政府来承担，这样子的项目，我们才说是它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它是真正能够得到一些政策支持。
B：我们这次发布的两份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心智障碍儿童在玩乐与发展方面有哪些最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将如何影响你们未来的项目规划？
G：第一是孩子玩得少、玩得窄、玩得不平等，尤其是相比普通儿童来说，可能心智障碍儿童在这方面更加的突出，因为这会造成他认知能力、情绪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各项能力的发展是滞后的，尤其是情绪和社会交往的能力。
第二点是尽管家长知道玩乐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办法很好地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个也是因为经济原因、时间挤压，以及家长方方面面的负担。其实心智障碍儿童家长承担的心理压力是很多的，家长也需要有情绪输出的一个窗口。
在未来我们的项目设计当中，首先肯定会更加深化在内容层面的开发，怎么更加有的放矢得针对心智障碍儿童情绪、社会、情感能力缺失的方面，通过游戏内容的深化，更好地服务他们。其次是怎么通过志愿者网络能够更好地赋能家长，为家长减负，通过视频或者小册子这种简单的方式为家长提供实操性的指导，让他们在家里运用积木或者其他触手可及的玩具，真正地跟小朋友玩起来。最后我们也希望通过公益机构、媒体等合作伙伴能够倡导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因为毕竟一家企业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改变他们对于这个群体儿童的一些固有的认知，就像刚刚说的，他们也许只是玩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拥有玩乐的权利。我们想帮助家庭、帮助家长最好的方式就是减轻他们的负担，让更多的学校能够接纳这些孩子，能够有更多的专业老师的力量，即使在普通的学校里也有办法让这些小朋友和正常的小朋友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只有我们做到这些，才是真正的去减轻家长的负担。但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道路，我们作为企业来说，也希望连接各界的力量，更多的投入到这个地方。
B：我们如何确保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社工的培训效果，确保他们有效开展玩乐活动？
G：其实我们在过去3-5年里不断对“乐乐箱计划”培训进行打磨，从之前一天的培训变成两天半，涵盖玩乐知识的输出、一线经验的分享，同时也有如何儿童提高参与安全、如何让他们有效地参与进来、提高他们的自主性等。
在培训结束之后，我们从乐乐箱网络中挑选了一些做得非常好的机构作为枢纽和督导。他们除了完成项目的日常工作，也会去到其他机构做日常性的督导走访，去解答一线社工在实际应用碰到的困难。包括我们团队的同事在一年当中也需要走访很多机构，同时在3年、5年这种阶段性的时间节点都会做项目评估报告的分享，去发现哪些是共性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更加集中的去解决。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服务对象不同造成的一些差异性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连接更多的专家。比如对于心智障碍儿童来说，他们和听障儿童、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就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开展一些特殊的培训来给到这个群体的老师。同时在乐高集团资讯中心公众号的“乐乐箱计划”专栏中，我们定期地会邀请一线的机构来分享他们在实践当中如何很好地运用乐乐箱开展活动。
而在每年新的机构申请“乐乐箱计划”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往期的机构，我们不是资助过一次就不资助了，他们也有同样的机会，我们希望确保对他们的陪伴是长期性的，也会对他们做一个定期的回顾和经验的总结。
B:乐乐箱计划在心智障碍儿童领域的实践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是否有计划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特殊儿童群体（如自闭症儿童、听力障碍儿童）？需要突破哪些技术或合作层面的障碍？
G:对于和心智障碍儿童一样在认知和发展方面有障碍的孩子，我们未来肯定还是会把“乐乐箱计划”做得更深入，在有机会的情况下让项目往规模化发展。
同时，“乐乐箱”也已经应用在其他面向特殊儿童群体的机构中，包括听障儿童。我们也会积极地去积累这些经验。
在技术合作层面的障碍主要是部分一线志愿者还是缺乏一些专业的技能，因为这些志愿者很多都是家长或者一些爱心人士，他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他们加深对这些儿童群体的理解，包括怎么去更好地帮助他们发展。就像今天的活动，很多记者他们是参加了一次短短的培训，但是这个培训可能只是让他们知道在活动中需要注意些什么，但是真正在这个活动中起到影响孩子的作用的话还是需要非常多技术的支持。
那技术支持中玩乐的部分来自乐高集团，包括像晓更基金会这样的一线机构也会提供很多的帮助。同时我们也需要专业研究人员儿童心理、社会情感这种更加专业的角度来提供支持。
B:乐高在儿童数字权益保护领域推出了“Build and Talk 拼搭与谈话”项目，未来是否会将数字素养教育与乐乐箱、玩乐处方等核心项目结合，帮助困境儿童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
G:儿童数字权益保护是我们全球范围内很关注的一个领域。在中国的话，我们在今年供应链夏令营中举办了关于“拼搭与谈话”的活动，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员工家长积极的反馈，他们平时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跟小孩谈论游戏的问题，但通过玩乐的方式，小朋友跟他们的距离更加拉近了，也帮助小朋友们掌握了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比如小朋友在设置自己的头像时要注意在哪些方面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被泄露；小朋友在遇到网络暴力时应该怎样去应对。这些都是未来我们想通过我们的社区活动，通过“乐乐箱计划”、通过培训来更好地赋能家长。
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社工还是比较缺乏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给到他们的培训机会也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乐乐箱机会”的社工老师很渴望有培训机会。我觉得如果他们有更多培训和学习的机会，那他们也能够更好地服务这些小朋友。
我认为在中国落地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情况实在是太不同了。所以我觉得“乐乐箱计划”是一个很好的连接网络，我们不需要去到每个地方，但是我们在每个地方都有一线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能够实时地给我们反馈当地的需求痛点。
